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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唐的辉煌与社会风尚_参考网

大唐的辉煌与社会风尚

2018-12-17 12:16:08 历史教学·中学版2018年10期

关键词 盛唐气象,贞观之治,原因,社会气象

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-6241(2018)19-0042-07

2011年初中课标要求“初步认识唐朝兴盛的原因”,“了解盛唐的社会气象”。用两课时达到这样的目标,教师们有很多实践。笔者依据近20年来的学术成果,提供一些思路和素材,供有志者教学研究。

唐初为什么会出现“贞观之治”?这个问题似乎很好回答,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、善于纳谏,已然是历史常识,任何一位历史教师都能讲几段故事,但这只是重复古人的认识,今人的解析应该看到更深层次的原因。隋亡之鉴与贞观之治是最直接的、也是最容易看到的因果关系。秦亡教训与汉初政治也是因果,但文景之治的38年并不太平,制度缺陷造成地方叛乱,宫廷之内也不平静。贞观时期的23年则是雷竞技下载链接历史上少有的政治清明、上下同心、社会稳定、经济活跃的太平治世。初中课程应该削减政治内容,但如贞观之治这样光明的一页则应多讲,即使深一些,留给学生的历史回味是民族自豪感。吴晗、吴宗国、张广达等学者认为,贞观之治“是中华文明传统政治理念的发扬光大”,是“南北朝以来国内不同民族互相交流、不同文化融会整合而产生的某些制度的延续和发展”。①以此解读超越了传统的儒家史观,并赋予了课程内容时代性。

1.贞观之治的执政理念

贞观之治是古代帝王政治的范本;在今天,执政者如能做到勤政爱民、励精图治,也实属不易。唐太宗常用载舟覆舟之喻,说明君民关系,其实这是孔孟荀说过的话。贞观君臣从隋亡教训中深切感受到这一古训的警示意义,形成了一种民本意识。《贞观政要》记载了唐太宗以民为本的很多言论,如“国以人为本,人以衣食为本。”“为君之道,必先存百姓。”“朕每日坐朝,欲出一言,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,所以不敢多言。”孔子以养民为要务,孟子发展为民本思想。乐民之乐,忧民之忧;得民心者得天下,失民心者失天下;这些话孟子都讲过,但是日后只有唐太宗将这些思想作为执政理念,做得最好(宋仁宗也不错)。他反复强调以民为本的原则,君臣讨论的话题很多都是如何止徭役、息征战、戒奢侈,怎样惠民利民、安民富民。可以说,民本思想就是贞观之治的核心思想。在传统政治理念中,民本思想境界最高远,尽管它还不是“以人为本”,仍以统治权为中心,没有民权的概念,人民是被动状态的,但在当时世界,这是最好的政治思想。到近代,西方产生民权思想时,君主制也走到了历史尽头。

君主制下实践以民为本,必然收缩和限制君权。唐太宗在主观上并不强调专制和独尊。在执政理念上,他不仅不贪权,而且主动依靠群臣的智慧,自己自觉地限制君权。在他的引领下,贞观年间形成了健康的政治风气,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决策失误。

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绝不止于隋炀帝。他刚当上皇帝有人就进言:“人主必须威权独任,不得委于臣下。”但是也有大臣提出,君主不能专权。贞观四年,唐太宗与近臣讨论隋文帝的得失,表示自己不能向隋文帝那样,“不肯信任百司,每事皆自决断”,随后说出了那段名言:“以天下之广,四海之众,千端万绪,须合变通。皆委百司商量,宰相筹画,于事稳便,方可奏行。岂得以一日万机,独断一人之虑也。”他还认为:“人欲自照,必须明镜;主欲知过,必藉忠臣。”唐太宗希望有人时刻提醒自己,这是造就政治清明的前提。那些自以为是、刚愎自用的執政者根本不懂兼听则明、偏信则暗的道理。贞观朝,主纳谏,臣直言,蔚然成风,形成了清新健康的政治风气,这对整个唐代言论自由的社会气氛产生了良好影响。让群臣敢于说话,敢于发表并坚持自己的见解,甚至敢于批评皇帝,营造这样宽松的政治氛围首先取决于君主与群臣对君臣关系的认识。孔子论述过君臣之义:“以道事君,不可则止”;孟子提倡:“君有大过则谏,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。”太宗朝的君臣关系是个人品德与历史基因的结合,是先秦儒家政治理念的实践,也是古代政治文明发展的结晶。

2.贞观之治的制度保障

隋朝建立了三省六部,但那时中书、门下还在宫内,没有完全转化为国家政府机关。“三省”是机构概念,“三省制”指体制与运作机制。因此要注意,隋朝加强中央集权还没有出现“三省六部制”。贞观时期确立的三省六部制,核心是三省之间、三省与皇帝之间在决策和执行中相互配合、相互制衡的运行体制。这种体制在一般情况下,皇帝不能越过三省直接下诏书,也不能直接指挥全国。政权的核心是政府,不是皇帝个人,皇帝实际成为国家权力的最高责任人。三省长官和三省的一些官员,与皇帝一起在政事堂讨论决定大政方针,组成最高决策层。三省从不同角度参与决策和执行。中书省负责起草一切以皇帝名义发布的诏令,诏令写好后进呈皇帝,皇帝同意后抄一份存档,然后经过门下审核再上奏皇帝。门下省在处理日常政务中处于枢纽地位,下达和上报的文件都要经过门下审核。唐太宗曾再三强调:“中书所出诏敕,颇有意见不同,或兼错失而是,相正已否。元置中书、门下,本拟相防过误。”“诏敕如有不稳便,皆须执论。”“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,必须执言,无得妄有畏惧,知而寝默。”好制度还需最高领导人的带头执行,皇帝要是带头破坏规矩,制度就形同虚设、随之改变。有一则故事很说明问题。贞观初年,太宗签署了征兵18岁以下身强体壮者的敕文,但文件到门下省,魏徵不同意,退回中书,皇帝再次“圈阅”,中书省再发,魏徵还是坚持己见。太宗很不高兴,召集政事堂会议,魏徵申述理由,以竭泽而渔比喻政策不留余地的弊端,太宗认为有道理,居然收回成命。当时魏徵不过是门下省的给事中,五品官,门下省侍中才属于宰相级别,但是在制度上给事中有“封还”权力,可以对最高指示说不。制度规定,皇帝的诏令必须经过宰相,加盖中书门下之印,方能生效。皇帝和中书省都不能越过门下省,直接要求尚书省宣行。尚书省上奏的报告也要经过门下省审驳。尚书省上传奏事文书并执行政务,行政运作的主体是尚书省下辖的六部二十四司,大量具体事务由二十四司落实。

在三公九卿制中丞相权力最大。如果皇帝弱势,他可以直接指挥中央机构的运行,典型如诸葛亮;如果皇帝强势,他只是皇帝的助手和仆从,秦始皇、汉武帝麾下的丞相岂敢造次!三省制则分割了丞相的权力,三省首长——中书省的中书令、门下省的侍中、尚书省的左仆射和右仆射——都是宰相,他们分工负责,与皇帝形成集体领导。三省在制度上对皇权加以制约,避免了君主独裁造成的失误,这是统治经验不断丰富、政治制度不断完善的结果。古代世界先后出现的大帝国都实行君主制,只有唐代的三省制有效地抑制了个人独裁,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决策正确。这样的政治体制在当时世界是最好的。如果仅从唐太宗个人品德解释贞观政治,那就降低了大唐帝国走向辉煌的基础。

科举制以才学取代门第选拔人才是一个漫长过程,到宋代才基本完成,唐朝是过渡时期。科举制对贞观之治的影响很小,唐前期侧重章句记诵的明经科占正统地位,明经出身高于进士。后来进士科才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,明经科成为中下级官吏的主要来源。据权威学者统计,整个唐代科举出身的官员都不占多数。

3.贞观之治是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的产物

建立唐朝的李氏家族、建立隋朝的杨氏家族、建立西魏、北周的宇文氏家族,他们的血统都是汉族与鲜卑族的混合体,是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造就的集团。唐太宗的母亲和妻子长孙氏都是鲜卑族人。唐朝宰相中大约有十分之一是鲜卑族后裔,如长孙无忌、狄仁杰。除鲜卑族外,还有很多西域各族人的后裔活跃在军事、文化各个领域。在安西都护府、安北都护府下的各州,唐朝都是任用当地部族首领。因此唐太宗才会信心满满地说:“自古皆贵中华、贱夷狄,朕独爱之如一。”

贞观时期的制度主要源自北朝。北朝从北魏起,在“汉化”与“胡化”交替运行中孕育出新的生机,为走向统一不断夯实基础。例如均田制,鲜卑族部族成员平等,掠夺的物资视为“共有”,普遍颁赐。他们入主中原后对所辖非本族居民也一视同仁,计口授田。国家直接掌握农民不仅是重建编户齐民的开始,而且强化了中央集权。北魏至西魏、北周,统治的中坚都是鲜卑军功贵族,府兵制则是鲜卑族的传统制度。贞观年,唐朝全面实行均田制,这对发展经济至关重要。府兵制也是唐前期的兵制。三省六部在南朝和北朝同时存在,但形成三省六部制的关键一步是中书、门下两省摆脱皇帝侍从的身份,在建制上走出内宫,成为政府部门。北齐和梁、陈都差这一步,只有北周完成了。隋朝继承北周,唐贞观年继承、改造、完善了三省六部制。因此从制度上看,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是贞观之治乃至大唐盛世的基础。

以中华民族的形成为主线,唐帝国崛起很大程度是民族融合的结果。这比魏孝文帝改革更具说服力。民族融合、文化整合是推动雷竞技下载链接历史不断进步的动力。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:“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,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,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,旧染既除,新机重启,扩大恢张,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。”“塞外野蛮精悍之血”是指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没有经过浸染,保持着自然率真的天性,而当时的汉族士族门第观念严重,缺乏创新能力。因此,说贞观之治、开元盛世出现的原因,都不能忽略民族融合的因素;即使对初中学生来说,深一些也十分必要。其实,深浅也是个教学方法问题。民族融合可以从学生的生活经验说起,比如各地汉族人的血统。南北朝时期,黄河流域的汉人迁移至长江以南,现在广东、福建的客家人有些就是那时南下的河南人。而河南地界被“胡人”占据,北朝时胡汉通婚,北方汉族被注入草原民族的血统。现在各地的汉族人相貌特征、方言及民间艺术、文化生活并不一致,甚至差距很大,这些都是民族融合留下的痕迹。从华夏族到汉族,从南北朝到隋唐,由此解说下去,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民族融合的历史。

从上述几个视角分析贞观之治,并不排除唐太宗个人因素的作用。即使在当代,最高领导人能够做到如唐太宗那样虚怀若谷、广开言路、从谏如流、知人善任的,能有几人?唐太宗这样的领袖人物是我们民族的骄傲。贞观之治开创的局面使大唐帝国在世界上领先了几百年,即使在安史之乱后,中华帝国仍处于优先地位。

4.高宗武则天时期

唐太宗在位23年,为大唐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继位的唐高宗李治是太宗的第九子,从高宗到武则天,长达56年,是从初唐走向盛唐的关键时期。高宗时期唐帝国的疆域最大,安西都护府的势力西到咸海,安北都护府的势力北至贝加尔湖北端,安东都护府设在朝鲜半岛的平壤,现在的吉林省当时在唐帝国的辖区内。教材使用的669年唐朝疆域图正是高宗时期,之前和之后的唐朝都没有这么辽阔。唐高宗时期大唐帝国声威远震,前所未有。这个时期前半段的主角是唐高宗,后半段是武则天。武则天在一个男权社会能够当上皇帝,是个历史奇迹。她在宋代被严重妖魔化,而实际上,她帮助高宗谋划了很多好的政策,有很强的政治能力。无论史家如何褒贬这对夫妻,都不能否认他们治国有方,继承了贞观精神。宫廷内斗的血腥、生活作风的迷乱是上层政治常有的事,学校历史教育不以此论人论事。高宗、武则天都重视发展经济、巩固边疆,也能做到任人唯贤、兼听纳谏。在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之间,高宗武则天时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。尤其是武则天当政,确实为开元盛世准备了条件。

5.为什么出现“开元盛世”

开元总共28年,之所以称为“盛世”,因为开元年出现国泰民安、经济繁荣,科技发达、文化昌盛的景象。开元新政导致开元盛世,治国方针正确无疑是最主要的原因。

唐玄宗平定上层内斗之后,求治心切,他按照姚崇的建议,将“依贞观故事”治国具体化。在君主制下,能否任人唯贤、知人善任十分关键。开元元年至开元十年,唐玄宗选择的三对搭配得当的宰相相继辅政,这六人从政经验丰富,通晓上下情形,有治国才能,而且在配合上刚柔相济。唐玄宗还十分重视地方官的选拔任用,将京官与地方官调任交流作为一项制度,使中央了解下情,同时有利于地方政权建设。开元年间还恢复贞观年的谏议制度,玄宗将“求直谏”作为治国方针之一,在中书门下两省设置谏官,参与廷议,对皇帝直谏,对百官监督。唐玄宗还效仿唐太宗,鼓励百官“上封事”,上书陈述政事。民间有冤情可通过击“登闻鼓”或站立在“肺石”上,直接向皇帝申訴。登闻鼓和肺石设立在朝堂前,肺石是一块长石头,无人把守,申诉者直接击鼓,无力自诉可站在肺石上表示有冤情要上达。开元时期的三省制略有变化,但制定的行政法典《唐六典》,成为政治体制完备的标志。

唐玄宗的新政还注意改变社会风气,移风易俗、抑制奢华、厉行节俭。他禁止宫廷采集珍宝,在殿前焚烧锦绣以戒奢靡;下令禁止厚葬,规定随葬品不得用金银。唐玄宗这样做不仅是吸取隋亡教训,还为防止奢靡之风“伤农事”,保证生产,实现家给人足。

在唐玄宗的治国理念中,非常重视减轻农民的赋税和徭役负担,恤民救灾、劝课农桑。贞观年兴修了26项水利工程,高宗兴建31项,开元年兴建了38项。开元年间国家仓廪殷实,储备数量巨大,这无疑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的结果。

从贞观到开元,唐朝政府没有实行抑商政策,导致经商成风、商业繁荣,都市繁华、丝绸之路活跃。唐太宗不信佛、道,但出于教化百姓的需要,同时奖掖儒、道、佛三教,宽容外来宗教,尊重各民族习俗,兼容各民族文化艺术。唐玄宗继承这一传统,造就了开元年信仰自由、思想自由、言论自由的宽松环境,文学艺术百花齐放。

开元盛世是贞观之治的延续和发展,也是开元年治国理政的结果。

1.大唐盛世的经济基础

贞观年的人口数字为13252894;天宝年达到52919309。安史之乱前,北方中原地区人口增长最快,南北人口比例为4:6,北方人口多于南方。唐朝天宝年的耕地面积比汉代增加了50至90万顷,而人口数量比汉代还略少一些。当时粮食作物主要是粟,其次是麦,南方以水稻为主。粟的亩产量折合如今的度量衡,大约是300斤(带壳的粟谷),已经相当高了。按照均田制,一个丁男可以分到100亩地,一年收获粟谷3万斤,脱壳后得粟米至少1万斤。以一人一天吃2斤米计算,一年自己吃掉800斤,1万斤至少还剩9千斤,向朝廷纳粮不过200斤,再加交纳其他税收,剩余可以保证一家5口的生活无忧。均田制如同现行的承包制,土地分配给农民,农民除了纳粮纳税,生产剩余归自己支配。比家庭联产承包制更优越的是,分配的土地有一大部分归农民私人所有。有了土地所有权,农民生产积极性更高。农民富裕,也保证了国家税收,国家各地粮仓都是满满的,真正实现了国强民富。同时期欧洲农业生产力落后,農民收入还处于低谷阶段,只能维持生存。①

唐代纺织业以丝织和麻织为主,农户普遍养蚕、种麻,家庭副业普遍是纺织,因为绢帛是纳税项目之一,麻织品是一般民众的衣料。唐前期,河北山东地区的丝织品质量最好,开元后50年间,江南绢帛生产水平超过北方。唐政府用于交易马匹的绢帛每次通常是5万匹、7万匹,甚至20万匹。玄宗时期,绢帛岁收740万匹,可见丝织业是全民上马、全民的行业。

唐代经济发达、国力强盛,需要大量钢铁制造农具和兵器,因此冶金生产的规模和产量都超过前代。灌钢法已普遍推广,铸造技术突出。1989年在山西永济出土的唐开元十二年铸造的镇河大铁牛长2.64米,宽1.65米,高1.32米,推算牛身实体在4立方米左右,重量在20吨以上。著名的沧州大铁狮是五代时期的文物,反映了唐代的铸件技术。大铁狮高5.3米,长6.8米,宽约3米,估计重量在50吨以上。

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,唐代商业异常繁荣。长安、洛阳、扬州、成都、苏州、广州、幽州(今北京)、明州(今宁波)、泉州都是商业繁华的城市,洛阳城中的市比长安还多一个:南市、北市、西市;店铺多达4000余家。

2.盛唐的社会风尚

比较准确的描述或想象唐朝的社会风尚,不仅要看到开放的一面,还要知道唐朝的规矩和秩序。开放主要指思想文化方面兼收并蓄,观念比较自由,但唐朝毕竟是传统帝国的延续,法律规定的秩序决定了社会某些方面的基本风貌。

服饰是社会风气的表现,唐朝与历代王朝一样,有《衣服令》颁行。服饰成为一种制度,代表身份,不是随便想穿什么就穿什么,一般人只能穿规定的黄白颜色衣服,衣料可以用绢。士兵穿黑色,奴婢多穿青衣(蓝绿色为青)。紫色、红色、绿色都是官员专属的衣服颜色。官员上朝有冠服,即礼服;平时穿常服,即便服。什么品级穿什么颜色,平时也不准乱穿。除了衣服颜色有别,官员着便服时的腰带也是身份的标志,腰带上的装饰物代表不同级别,佩金的一定比佩银、佩铜的地位高,一望便知。八九品的小官衣服是青色的,但与奴婢衣着的样式、质地不同。服饰形成制度,人们习以为常,因此在口语中“青衫”代指低级官员,“青衣”代称奴婢和身份低下的人,“白衣”则指平民百姓。贞观四年,唐太宗曾下《定服色诏》;开元四年,唐玄宗又颁《禁僭用服色诏》,可见服饰是明贵贱尊卑的礼仪规矩。但妇女例外。

按规矩妇女着装应该以丈夫或儿子的地位为标准。《旧唐书·舆服志》却说:“上自宫掖,下至匹庶,递相效仿,贵贱无别”。其实,来自宫廷的风气不止于穿衣。武则天是唐太宗的才人,后来唐高宗不仅非娶她不可,而且立为皇后,这在儒家伦理观念中是不允许的。杨玉环本是唐玄宗为儿子选的媳妇,后受玄宗青睐,唐玄宗干脆让杨玉环出家为道士,撇开儿媳的身份,一年后又把他召进宫来,册封为贵妃。这在唐朝好像不是个事,皇室和大臣们都没人极力劝阻。皇上这样,怎么管儿女呢?公主们很多都成为性解放者。唐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搞婚外情毫无忌讳,喜欢就养起来,还不止一个,还偏爱和尚、道士。因此重家教的世家大族都不愿意儿子娶公主为妻。公主的作风是皇上怂恿的结果,皇上并不认为应该约束女人,非但不提倡“三从四德”,而且还鼓励女性穿衣暴露。贞观年妇女出行还要遮掩全身,高宗时戴的帷帽还要掩盖面部,玄宗则以诏令要求妇人露面、不得隐蔽。出土陶俑反映了当时的时尚,妇女陶俑露面,穿窄袖露胳膊,胸部开得很低。唐诗“观美人”有“长留白雪占胸前”“粉胸半掩疑暗雪”可以佐证。唐朝女性服装展现了女性之美,美容化妆不输现在,大概就差动手术整形了。

女子穿男装也是一种时髦,从宫廷开始流传整个上流社会。《新唐书》记载,太平公主着男装出席宫廷宴会,高宗和武后还挺欣赏。男子服装的颜色有限制,头上簪花没限制。科举出榜后,朝廷要在杏园赐宴,令新科进士中最年少的两位骑马在京城内采摘鲜花,分发给其他进士,簪在头上,这二人被称为“探花使”。后来“探花”成了状元、榜眼后第三名的专用词。杜牧有诗云“莫怪杏园憔悴去,满城多少插花人。”杏树都被摘秃了,满眼都是戴花人。唐玄宗也喜欢簪花,高兴了便将自己头上的“御花”拔下来,赐给别人戴上。士大夫簪花,民间效仿,大街小巷,各色男子,头上插花,成为时尚。如唐诗中说“路逢白面郎,醉插花满头”“插花饮酒何妨事,樵唱渔歌不碍时”。

作诗是那时最文雅、时髦的事,上至帝王、公卿,下到平民百姓,旁及僧、道,各个阶层的人都喜欢诗。一首好诗出来之后,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可以传到很多地方。除了传抄,还有传唱、题壁等多种传播方式。很多好诗都是即兴之作。据传,有一年中秋日,李白、杜甫、贺知章、王之涣四人在一起喝酒,以月亮为题作诗助兴。贺知章年长,吟出一句:“一轮圆月照金樽”,王之涣即刻接上:“金樽斟满月满轮”,杜甫脱口而出:“圆月跌落金樽内”,李白举起酒杯高声道:“手举金樽带月吞”,一首好诗就这样出来了。李白初出茅庐,为了被人赏识递上自荐信,造出“生不用封万户侯,但愿一识韩荆州”的口碑,恭维荆州长官,但不失风雅。离别了,在朋友家叨扰多天,留下一首诗感念:“李白乘舟将欲行,忽闻岸上踏歌声。桃花潭水深千尺,不及汪伦送我情”。如今在酒席宴上时兴讲段子,唐朝人时兴作诗,今不如昔。

喝酒喝美了要作诗,喝茶喝舒服了也要作诗:“此无情高世莫知,世人饮酒多自欺”“俗人多泛酒,谁解助茶香?”饮茶、品茶在唐朝也属时尚。唐前期的皇帝都有下围棋的嗜好,于是,从达官贵人到三教九流、贩夫走卒,下棋成风,随处可见对弈者。唐太宗还留下五言咏棋诗。在优雅的自然环境中下棋,怡然自得,其乐无穷。白居易的诗非常写意:“山僧对棋坐,局上竹阴清。映竹无人见,时闻下子声。”在各种场合,对不同人等,感情上来了就作诗。《全唐诗》搜集到两千二百多位诗人的作品,这些人身份不同,说明唐朝是诗歌大普及的时代,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大亮点、一个高峰。

盛唐的社会气象有很高的文化品位。除了作诗,当场作文也很时兴。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就是当场提笔,一气呵成。唐朝人的宴会不仅是吃吃喝喝,作诗作文是常有的事,就连划拳也讲究文雅。

唐朝是讲究书法的时代。唐太宗喜欢王羲之,《兰亭序》爱不释手,据说真迹随他陪葬了。皇帝这样有文化,對官场和社会风气都有引领作用。唐代书法流派及其书论,对后世影响很大,其作品至今都是我们临摹的对象。

3.教学余论

再现历史场景或想象历史情景是培养历史理解能力的必经之路。比较准确地理解历史,需要多方面的知识,只知其一不知其二,想象就会出偏差,再现的场景就会在无意中造假。描绘长安城,人口百万,街道整齐,各族各国人等,整日里熙熙攘攘,热闹非凡。这是一种想象,很可能出现这样的场景。但是还要知道,长安城的住房是有规矩的。宅院是身份等级的象征,建筑样式有强制性规定,从王公到平民,住宅间数、样式、大小及装饰都有严格区别。长安城东高西低,官员多住在东部,平民集中在西部,西域人大多住城西北。《唐会要》记法律规定“其士庶公私第宅,皆不得造楼阁,临视人家。”据此判断,长安、洛阳等城市放眼望去都是一片灰屋顶。

城市最热闹地方在哪里?市,是最繁华的商业区,但市大约到日落就关闭了,这是常识吧?那么长安城进入傍晚后就不热闹了?热闹的地方只限于市吗?唐朝市民及其游客云集的场所不光是市场,另一个场地是寺院。寺院对外开放,人们可以游览,欣赏壁画和题字,登塔远眺,看戏也要到寺院。有些寺院的活动独特,科举中进士后到慈恩寺雁塔题名,成为上下认可的炫耀之举;荐福寺在武则天时期成为武举考场,射箭、举重等项目都在寺内举行。寺院到年节还要展示灯火,有的寺院还可以摆酒宴。佛教传入雷竞技下载链接就被本土化了,唐代寺院的热闹不亚于娱乐园。

曾经有这样一节课例,一位青年教师绘声绘色地描述盛唐人家:家中正厅摆放着“唐三彩”。且不说唐三彩是今人附加的名称,唐朝时这种陶器是不能显摆的,它主要用途是陪葬用的明器,不可能作为客厅的摆件。这说明想象历史场景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:知道唐三彩只是其一,知道它的用途是其二;还要知道三彩陶器兴盛于开元天宝年,以后就逐渐衰落了;盛唐时三彩的产量很大,现在出土地主要在西安、洛阳,扬州也有;而制造三彩的窑址目前仅发现河南巩县一处。“三彩贵蓝”,据说蓝色釉料来自波斯,因而贵重一些。国外有波斯三彩、阿拉伯三彩、新罗三彩、奈良三彩,传到国外的唐三彩肯定不会当随葬品使用。

课标要求“通过经济繁荣,开放的社会风气和唐诗的盛行,了解盛唐的社会气象。”建议“从文物图片和唐诗中感受唐朝的社会风尚。”较之以前,这是一种创新。以前模式是将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分门别类,是沿袭成人通史的习惯;效果一是将历史教条化,二是增加课业负担。语文课要了解李白、杜甫,书法课专门介绍颜体、柳体,历史课没必要重复,但是换个角度效果又不一样。诗是盛唐在文化上的表现,是当时的社会风尚,官场、交友、聚会都时兴作诗;就像现在流行微信一样,几百年的后人描述今天的思想文化,微信不能空缺。从社会时尚、文化流行的角度说唐诗,历史课就讲出了历史味道,而不是再重复“诗仙”“诗圣”等一般知识。书法也是这样,写字是读书人的基本功,科举试卷的第一要求就是字迹工整。字写得歪歪扭扭要被人嘲笑,是很没面子的事。

将唐诗、书法融入盛唐气象,减少课时,而学生对盛唐社会的印象会更加丰满。前面将三国鼎立与《三国演义》结合在一起,后面将宋代商业繁荣与《清明上河图》结合在一起,都是基于“点—线”的设计思想。既减轻课业负担,又丰富历史画面,历史课程的设计可以走出新路。

【作者简介】老任,本刊顾问。

【责任编辑:李婷轩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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